张越却是没有半分忧患意识。

他甚至感觉到了欢欣鼓舞！

毋庸置疑，临淄是一个宝藏，埋藏着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——充沛而勤劳的劳动资源。

特别是，临淄城的人民，已经适应了工坊生活，适应了手工业的环境！

这很关键啊！

为什么后世，三哥虽然天天喊着要赶中超美，但却只能望着中修和米帝的背影望而兴叹？

是他资源不够多吗？

是他人口不够多吗？

是他的领土不够多吗？

是他没有人才吗？

都不是！

归根结底，三哥之所以永远将要赶中超美。

关键原因，不在这些物质基础，而在精神基础。

他没有足够的，能够适应现代工业生产的技术人口。

他的社会制度和传统，也束缚和压制着他的人民，向合格的工业人口转变。

而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可以参与现代工业生产生活的人口。

说什么都是扯淡。

毕竟，你无法指望一些不守规则，没有集体合作意识，没有太多文化，无法操作那些现代化工业机械的工人，帮你建设一个底特律或者深圳、东莞。

而对现在的张越来说，他未来的计划，最大的短板就是，没有足够多的工业人口。

汉室人民，勤劳勇敢而智慧。

但多数人民，从小生活在小农经济环境下。

一辈子所学所知的事情，不过是耕地种地而已。

妇女们倒是善于织造，也极有创造力。

但你怎么说服她们的家人和丈夫，让这些妇女进入你的工坊工作呢？

汉家虽然民风开放，但终究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封建社会。

瓜田李下，终究很难说清楚对错。

而临淄人民则不然，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

他们是未来，最好的纺织工人。

一个人口几近百万的超级城市里，起码有三十万以上的善于织造的女性。

这是无比宝贵的财富！

除此之外，那些在临淄城的商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男性，也可以从事种种工坊工作。

他们应该，都掌握了一定的木匠、泥瓦匠甚至是铁匠技能。

善于使用和学习各种工匠工具、技术。

要是能想个办法，从临淄那边搞个十几二十万合格的手工业人口迁徙到新丰……

张越只是想着这个前景，就忍不住的流下了哈喇子！

但……

当他回过头来时，却看到在坐的众人，都是神色严肃，表情肃穆，也连忙收敛心神，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。

没办法！

在如今的汉室天下，仇商的气氛，非常浓烈！

无论是今文学派，还是古文学派，不管是极左的公羊学派还是极右的左传，乃至于中间派的易经诸派，对于商人，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感。

而统治阶级内部，对于商贾的存在，只能用‘仇寇’两个字来形容。

对商人的态度，无论朝野，都早有共识——去死吧，辣鸡！

其实，儒家在战国时代，并不怎么仇恨商人。

甚至，在早期的孔子时代，儒家对商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。

端木赐就是大商人，但一点也不妨碍他成为孔子的弟子，而且在孔门地位不低。

子夏先生在河东讲学的时候，白圭也曾在其门下听讲，也没有见子夏先生不许白圭旁听。

孟子周游天下的时候，也没有怎么去歧视商人。

真正对商人喊打喊杀的是法家。

从商君开始，法家的政治家就将商人视为国家不稳定的因素与社会混乱的源头、法治败坏的罪魁祸首。

秦始皇勒石琅琊，其上就有着‘上农除末’的字句。

上农除末！

除的是谁？

当然是商贾！

在整个秦的统治时期，商人的地位与命运，跌入低谷！

而到了汉季，对商人的歧视，也不比秦代轻。

高帝刘邦，甚至曾下达过让天下商人几乎绝迹的法令。

他命令，所有的商人，必须列市贾肆，以五人一组接受官府的监督和管制。

一人卖假、居奇，五人连坐。

很显然，这种严厉的打压政策，马上就引发了西元前的经济危机。

没有了商人，商品贸易就陷入停滞。

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，轮番上演。

不过几个月，就把关中米价炒到了三千钱一石。

所以呢，这个政策随即就废弃了。

吕后以后，执政的黄老学派政治家们，亲眼目睹了高帝和吕后时期，对商业打压引发的几次经济金融危机。

加上黄老政治家们信奉‘不干涉人民’就是最大的善政，让人民自由发挥，就是最好的政策。

所以呢，也对商人保持了‘不干涉’政策。

只要不犯法，随便他们怎么玩！

便形成了太宗至今上元鼎年间的汉家商业资本黄金五十年。

那个时候的商人，真的是舒服。

没有重税，没有监管，也没有官府的干涉。

他们想卖什么就卖什么。

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涌现出了无数金融家、跨国商人。

这些人的生意，甚至做到了国家层面上！

吴楚七国之乱的时候，长安的子钱巨贾无盐氏，甚至敢向周亚夫放高利贷，事后还连本带利的收回了贷款。

马邑之谋的献策者，马邑大商人聂壹甚至能见到匈奴单于，在单于庭列为座上宾！

不过，因为太自由，太舒服了。

所以，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秦代的教训与汉初的事情。

一个比一个拽！

连素封这个概念都炒作了起来，訾产百万、千万、万万的富商们，随着财富的增加，而一个个酷炫狂霸拽。

他们甚至连诸侯王、列侯也不放在眼里。

坐拥无数资源和财富的商贾们，挥舞着黄金与铸钱的大棒，上怼公卿，下欺人民。

终于搞到人弃鬼厌。

告缗令之下，破家灭族，妻离子散。

而杨可主持告缗之事，则宣告了儒法的正式联盟。

儒家接受了法家的很多主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，换取法家全面支持儒家秉政和春秋决狱。

于是，仇商成为了政治正确。

张越自然也知道，自己现在是不可能撬动得了这个事情的。

他也不打算去做这个事情。

打压、限制和控制商贾和资本，是所有大一统帝国必然要做的事情！

因为，资本无国界。

资本家，特别是金融资本家，也没有国界。

为了赚钱，他们才不在乎，自己是不是叛国或者卖国呢？

张越想做的事情，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推动生产力的继续发展。

商贾和资本，只是为了完成这个事情的工具。

工具，就应该好好听话，乖乖听令。

做主人让它们做的事情，绝对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。

谁敢生出这个念头，就要立刻摁死他！

故而，张越也跟着大家一起，感慨着道：“商贾之祸国殃民，实在是可恨！可怜我临淄父老，竟受此荼毒！”

张越感慨着就看着隽不疑，问道：“临淄士大夫贵族，难道就放任这些蠹虫？”

隽不疑听着，深感惭愧，低下头来，道：“临淄官员士大夫贵族，早就与之狼狈为奸了！”

“侍中公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近二十年来，临淄迁徙茂陵的富商，全部都是在临淄得罪了大人物的……”

“而那些能讨好临淄贵人，不吝重金行贿者，根本就不会上那个名单！”

听到这里，张越猛然抬起头来，一拍大腿！

因为他找到了青徐扬三州基建资金的来源！

临淄城百万人口，富商无数。

他们积蓄的财富和资源，恐怕多到数都数不清楚！

若能宰了他们，那岂不是？

更妙的是，杀商贾，这在汉家和诸夏，一直就是政治正确。

商人为富不仁，多有原罪在身，手上沾满鲜血，每每统治者对商人下手，从来都能赢得民心、军心和财富。

最妙的是——根本不会有人给这些人说话。

汉季不是明清，官僚权贵和商人的联盟没有那么亲密。

就算真有官商联盟的很紧密的，也不会有傻子真的愿意为了商贾贱民而和国家、民意对抗。

那不是找死吗？

所以，若能找到一个借口，一个合适的理由。

将整个临淄大商贾全部干掉。

天下人和舆论界只会点赞，而不会有其他意见。

这也是中国商人和资本的悲哀所在。

大一统的帝国和帝国的统治者，从来不会去考虑他们的想法和态度。

哪怕是张越这样的穿越者，遇到问题，首先想的到是——宰肥羊来过年。

而且，做这种决策时，心里面是毫无压力和愧疚的。

对付商人，不像对农民，要考虑社会影响，要考虑人心。

对商人动手，只需要思考一个问题——什么时候动手，怎么动手？

隽不疑却是看着张越的样子，惊疑的问道：“侍中公难道要？”

张越呵呵笑着，抿了一口茶，道：“曼倩公，难道不觉得，彼辈蠹虫是该要得到些教训了吗？”

青州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临淄城里的富商大贾，恐怕也是居功至伟的。

特别是那些子钱商人们，怕是贡献良多啊！

汉室要动青州，从官僚、地主和贵族身上，根本没有办法下手，一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

但对商贾下手，特别是子钱商人们下手，恐怕，就是这些家伙的主子，也会搬起板凳看戏。

甚至，说不定还有人会落井下石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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