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地点的改变，李鸿章自然没有异议，而且既然是要协商山东的交割事宜，自然是在山东的地方举行会谈更好一些，而从中也看得出，海外华人还是十分看重这次会谈的。于是李鸿章立刻发电给袁世凯，让袁世凯到上海来与自已汇合，然后一起去青岛。

三天以后，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回电，原来袁世凯表亦，自己不到上海, 而是直接从济南去青岛，随便把赔偿给海外华人的十万两白银亲自押送过去，在青岛等候李鸿章来汇合。

其实李鸿章也清楚，袁世凯直接从济南去青岛当然要方便得多了，因为济南到青岛大约有700里的路程，比从上海到青岛到近了差不多一半，当然济南到青岛全是陆路，而上海到青岛则是可以走海路，因此两者实际基本差不多，但从济南到上海却是足有1600余里的路程。

当然李鸿章要袁世凯来上海和自己汇合，到也不是有意要折腾袁世凯，而是考虑到现在袁世凯和海外华人还有矛盾，虽然李鸿章估计海外华人既然同意了让袁世凯去青岛，也就不会把袁世凯怎么样，但让他独立一人去青岛，恐怕会让袁世凯有所顾忌，但此李鸿章才要让袁世凯和自己同行。而现在袁世凯主动提出自己从济南直接去青岛，李鸿章自然不会有异议，不过对袁世凯的胆魄还是有几分赞赏的。

其实袁世凯的这个决定也遭到了他的幕僚们的一致反对，毕竟现在双方的矛盾还没有消除，谁也不敢说海外华人会怎么对付袁世凯。当然幕僚们到不反对袁世凯去青岛，但一定是要和李鸿章一起去，这样有李鸿章这面招牌在前面挡着，海外华人肯定也会有些顾忌，不敢明名张胆的加害袁世凯，但现在袁世凯要单独出发，从济南去青岛，那就危险了，万一海外华人派军队在半途设伏袭击袁世凯呢？到时候推到强盗身上，谁也说不出什么来。

不过袁世凯还是力排众议，坚持要自己单独出发，从济南去青岛，这也是有袁世凯自己的考虑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袁世凯通过各种途径，由其是通过自己在上海的一些人脉关系，收集了大量有关海外华人的资料，对海外华人的实力有了一个基本全面的认识，才知道海外华人的实力之强，势力范围之广，都远远超出了自已的想像，就是当年李鸿章倾半生之力打造的淮系和现在的海外华人相比，也不足一论，更不是自己现在所能够相抗衡的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当年李鸿章的淮系虽然势力庞大，但最终还是依附于朝廷的，而海外华人的势力范围或许没有淮系那么庞大, 但却是完全独立于朝廷存在，可以根本无视朝廷而自行其事。因此他们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在山东大搞没收田产，土地改革，控制县城, 甚致不怕和袁世凯开战等等。

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，袁世凯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自己冒然去挑恤海外华人，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。而海外华人在日后的中国,必然会成为一股重要的独立势力存在，因为连朝廷都不能控制他们，将来绝对是类似*开朝时三藩的存在，而且由于他们是前朝后裔，炎黄同脉的特殊身份，对大清的影响力绝不可小视，虽然从道理上说, 朝廷是决不能允许独立的藩镇存在, 但袁世凯十分清楚, 现在的朝廷根本就没有削藩的能力, 因此自己想要在仕途有所发展，不仅不能得罪海外华人，还必需要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行。

而想要修复和海外华人的关糸，甚致想和海外华人建立良好的交情，只靠李鸿章的周旋是不够的，还需要袁世凯自己亲自出面。那么这次袁世凯坚持要自己单独出发，从济南去青岛，就是向海外华人表示出自己希望和他们交好的成意。

另外，根据收集的资料，袁世凯对海外华人的行事作风也有所了解，知道他们做事极为严谨务实，而且在目前来说，还希望和朝廷保持表面上良好的关系，而自己毕竟是朝廷的地方大员，因此海外华人要加害自己的可能性并不大。而且袁世凯毕竟是在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，这一点胆魄还是有的。何况袁世凯也准备好了几份大礼，送给海外华人，相信能够打动海外华人。

众幕僚见袁世凯的心意己决，也就不好再劝了，只是纷纷要求随袁世凯一起去青岛，一方面众人也都确实想去见识一下海外华人的气像；而另一方面，这也是力争在袁世凯面前争取好印像的机会，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幕僚还并不多，只有20余人，但也是分三六九等的，袁世凯最信任的是徐世昌、赵秉钧、王士珍、段祺瑞、冯国璋等人，这几个人追随袁世凯的时间较长，都是跟着袁世凯从小站练兵时就开始干起，而且各有材干，因此才最得袁世凯的重用。

而其他的幕僚自然也都想要挤身进入袁世凯的心腹圈子，现在就是一个大好机会，因为这次袁世凯去山东毕竟是有些冒险，因此随袁世凯去青岛也就是和袁世凯一同冒险，将来必然会得到袁世凯的信任。

袁世凯最终决定，在自己离开济南期间，巡抚衙门的事务由徐世昌接管；而北洋新军则是由王士珍代理负责，这也是袁世凯的惯例，早在小站练兵的时候，徐世昌、王士珍两人就代理过袁世凯的职责。而随行人员中，在武将方面，由段祺瑞统领一个营，段芝贵统领两个骑军队，曹锟统领一个亲卫队，共计约800余人，虽然幕僚们劝过袁世凯，让他多带一些军人，以防不测，至少也要带两个陆军营一个骑军营才行，但袁世凯用一句“多带无益” 就轻松带过去了。因为袁世凯十分淸楚，如果海外华人真要对自己下手，带多少军队都没有用，因此不如做得大方一点，只用带去足够防范沿途土匪盗贼的军队就够了，也向海外华人显似一下自己的胆略气魄。虽然说自己确实是服输了，但这是实力不济，也不能教海外华人小看了自己。

而文官方面，袁世凯带上了三个人，由唐绍仪担任自己的首席文案，另外两人分别是蔡绍基和梁如浩。

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是广东香山县（今广东中山市）人，并且是同治十二年（1874年）清廷第三批赴美留学的幼童成员，其中唐绍仪在美国就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，梁如浩就读的是斯蒂芬工学院，蔡绍基就读的是耶鲁大学。尽管这一次留学因种种原因，三人和其他幼童均未完成学业，提前归国，但三人因为精通外语又懂西法且擅长交涉办事，因此在初归国时，均以翻译的身份，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，在光绪九年(1883年)，任中国德籍顾问穆麟德的随员，赴朝鲜筹设海关工作。并在朝鲜与时任驻朝鲜通商事宜大臣的袁世凯相识。

那时袁世凯己有心培养自己的班底，而当时清廷国內正是洋务当道的时候，这三个人都是精通洋务的干材，因此袁世凯也刻意与三人结交。而三人也希望依附袁世凯这样的大员，实现自己的材干。在朝鲜“甲申政变”时，唐、梁、蔡三人协助袁世凯平定朝鲜內乱，生出了一段生死之交。可以说在朝鲜的这段经历，除了让袁世凯获得李鸿章的赏识之外，结识这了三人是其第二大收获。在旧时空里，这三个人以后都为袁世凯的事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供献。

在甲午战争之后，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，接任了袁世凯原来的位置。而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后，保荐梁如浩为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，后升北宁铁路总办；保荐蔡绍基先后出任牛庄海关道台、天津海关道台等职，不过由于庚子国变，八国联军侵华，两人在任上都干不下去，于是逃到山东来投靠袁世凯，暂时在袁世凯的手下干活；而唐绍仪则是在1898年因父丧丁优回国，现在孝期刚满，便投到袁世凯的门下。均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。

只是这三人均未参加过小站练兵，而且梁如浩、蔡绍基本来各有官职，只是因为局势混乱，在任上干不下去；而唐绍仪则是丁优期满，甴于朝廷动荡，沒有办法复职启用，才暂时在袁世凯手下干活，一但朝廷恢复正常，三人肯定会重新得到清廷的启用，当然一但清廷恢复正常，袁世凯也准备再向朝廷推荐三人重要的职务，毕竟自己还要扩大势力，不能只守着山东这一个地方，因此尽管三人仍然很受袁世凯的器重和信任，但袁世凯也不可能交给他们太重要的工任，在袁世凯的幕僚中的地任也要次于徐世昌、王士珍等人。

而这次去青岛，袁世凯带唐绍仪、蔡绍基、梁如浩三人同往，一来是因为他们三人手上没有要事，离开济南不会耽误公务；二来袁世凯素闻海外华人的行事作风、习俗生活与洋人相似，而这三个人对洋人的风俗习惯十分了解，因此带他们三人，也有利于和海外华人进行交流沟通。